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乌台诗案相关

     一、乌台诗案和李定有什么关系？

        颇为流行甚至屡屡被人用来指责苏轼的说法是他因为讽刺李定不给母亲守孝而得罪了李定导致李定报复是活该。然而事实真的如此吗？

        李定与王安石和章惇的关系特别好。新党内部也算章惇的人。熙宁初因为引用李定为台谏官王安石几乎扫清了当时的台谏和封驳官。

       李定确实因不为亲母服丧在当时引起了大波澜。（神宗轻轻放过根本没有仔细调查，而李定和他的父亲声称他不知道自己的亲生母亲是母亲—这点严格来说是李定的父亲不怎么做人，但是当时的社会就是孝道为重的，舆论环境如此）写诗文赞颂孝子本身就是封建社会的正常情节。即使现代孝顺母亲本身也值得赞颂。难道因为一个人因为恶事被讽刺过，别人写诗文赞颂好事就是讽刺他吗？他就有理由坑害吗？

         朱寿昌曾经以不惜代价寻找亲生母亲和孝敬亲生母亲出名，是当时的大事件。有名的文人几乎都写诗弘扬过，文同写诗和苏轼内容相去不远，难道文同也在有意讽刺李定？即使是，他们也没有因此倒霉。而且当时把事情搞的轰轰烈烈的台谏们也没有因为骂李定就遭到李定的特别报复。

       苏轼写《朱寿昌梁武杆赞偶并序》是在乌台诗案后，苏轼自己有声明写作时间：余谪居于黄，而寿昌为鄂守，与余往还甚熟，余为撰《梁武杆引》者也。可见是乌台诗案后。而乌台诗案本身并不如魏泰所说是因为这个。魏泰记错了时间顺序。

         邵伯温说：中丞李定，介甫客也。定不服母丧，子瞻以为不孝，恶之。定以为恨，劾子瞻作诗谤仙，子瞻自知湖州下御史狱，欲杀之。李定不服母丧，在诗案以前有苏颂、李大临、宋敏求等上奏弹劾。其中并没有苏轼。苏轼当时既不是台谏官也不是有封驳权的人。这些曾经真得罪过李定的人，除了苏颂因为其他事情倒霉外，并没有类似乌台诗案这样的情况。苏轼是诗案结束数年以后，元祐元年五月十八日，才与范百禄一起上奏要求李定追服母丧的。邵伯温同样记错了时间顺序。

        可见李定固然坑了苏轼，但是跟所谓苏轼讽刺他不孝母亲并没有什么关系。要么是因为神宗，要么是因为新法，当然也可能是二合一点理由。另外的一点，即使新党内部，李定都算得上章惇的人，打个巴掌再给个甜枣，苏轼也许不记恨，但是感恩戴德大可不必。

        2、为什么说乌台诗案是神宗的意思

        封建社会，即使受害者本人，也会有意无意地为皇帝开脱，苏轼也不例外。这是忠臣孝子之心，算封建社会的局限性，但是不意味着皇帝真的无辜。

         元丰二年三月二十七日，监察御史里行何正臣上奏，指责苏轼《湖州谢上表》“谤骂”、反对新法。

        七月二日，御史中丞李定、监察御史里行舒宣、国子博士李宜之同时上奏，列举苏轼所作一文四诗“上骂下”、“指斥乘舆”，要求“陆下断自天衷，特行典宪”。仅仅三日，神宗就立即下达“圣旨：送御史台根勘闻奏”。

        接着，李定提出三点建议：“乞选官参治，及轼湖州，差职员追摄”。神宗很快湖州朝旨，令差去官责往。”问题还没有查，就免官，让原告李定负责审理案子，又让李定派人锁苏轼至京受审。

         这种有罪推定的做法就算封建时代也都是不正常的，一般都是皇帝准备整人的明证。正常来说皇帝即使是想整某人，也会另行派人审理（即使是跟原告一党的），不会让告状的人直接参与。且皇帝不想计较的案子，都是审理完才降官职，不会还没有审理就直接免官抓进大理寺狱。只能说明神宗已经给案子在审理之前直接定了性。

       要么李定等人的举动出自神宗的授予，神宗已经迫不及待，要么李定等人窥测神宗有意要整肃苏轼而上奏的。不论是哪一种，都表明这一乌台诗案是神宗的意志在起决定性作用。“指斥乘舆”在神宗年间是一个属实的话可以凌迟的罪名——神宗是真的想过让苏轼死的。

        审理过程之前写过，这里不复述了。

        审讯取得进展后，李定等人上奏，要扩大取证范围。十月十八日，宋神宗下御宝批示：“见勘治苏公事，应内外文武官，曾与苏轼交往，以文字讽刺政事，该取问看若于人闻奏。”“御宝批”是皇帝个人的批示，盖上皇帝的大印就下达执行，说明，这一案件的办理过程，属于神宗独断。

      另  据《吕本中杂说》：吴充方为相，一日，问上：魏武帝何如人？上日：何足道。充日：陆下动以尧舜为法，薄魏武固宜，然魏武猜忌如此，犹能容袜衡，陛下以尧舜为法，而不能容一苏轼，何也？上惊日：朕无他意，止欲召他对狱考核是非尔，行将放出也。首相吴充主动问起苏轼事，神宗才作回答。（李焘引用了意思是当考）

           最终苏轼未死，是太皇太后曹氏的意见起了决定性作用。一是神宗和曹氏关系良好，曹氏临终遗言转述仁宗的话如果不听，不免背上不孝的罪名。之前孝顺的努力就白费了。二来曹氏死亡确实需要大赦天下，大理寺审理完毕后苏轼的罪名在可赦之列，如果坚持要杀那就只能是皇帝法外杀人了，以苏轼的名头，这种情形神宗也无法接受。

       和所谓不杀士大夫的祖宗家法恐怕没啥关系，同样“指斥乘舆”的士大夫余行之就因为没啥不能杀的名头被凌迟了。

        和所谓王安石盛世不杀贤才也没杀关系。一来盛世不杀贤才的段子出自南宋，还是旧闻，实在不保真。二来王安石自己在熙宁常常劝神宗杀人，听到杀韩琦富弼的话就高兴，可见并不在乎一条贤才人命。三来哪怕王安石受了赵世居案、太学狱等案子心有余悸态度改变，对神宗的诏谕不以未然，太学狱几乎就是神宗在清理新法内部忠于王安石本人势力的明示-罢相后王安石对神宗的影响可以想见了。四来王安石有超脱党争吗？并没有，最可笑的是赵世居案那种对宗室和士大夫都很恐怖的皇帝一手主导的清洗，王安石的做法还是拉一把自己的人拼命把事情推给非自己派系的滕甫-哪怕神宗很喜欢滕甫并不想处置他并因此和王安石起了争执。